书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从中学教科书给人的感觉看，清朝历史无非是几个带着脸谱的人唱戏，有的唱红脸，有的唱白脸，唱了几场大戏后戏台子就被人踹倒了。但实际上一个王朝肯定不会这么浅薄。

开篇讲琦善“卖国贼”形象的诞生，由此引出更深刻的话题：为什么人们需要一个卖国贼？因为旧有道统是对的，因为皇帝是对的，因为蛮夷是蛮夷，那么谁不主张打蛮夷谁就是奸臣，除掉奸臣自然就天下太平，由此循环论证的结论就是旧体制不仅不能打破，还要进一步加强。这一点与现在到处抓五十万又何其相似。

书中在分析清军英军力量对比时过于考据装备武器的细节和数据，行文略滞涩无聊，这些可以放在附录里，但无伤大雅。

钦差伊里布的故事非常有趣，他是一个经典的官场老油条：在收复舟山时，把与英军往来的照会一股脑抛给道光，凸显自己选择的无奈和正确；在后来道光收复命令的压力下，三天两头找各种新理由拖延，同时又摆出一副严阵以待即将开拔的架势；最后在钦差被革职之际为了抢功，以牺牲清朝利益和交涉筹码为代价半推半就收复了舟山。结果给了道光错误的印象，以为伊里布拿着四个二跟俩王当四带二出了，致使伊里布受到了比原定严重得多的惩罚，聪明反被聪明误。

继续往后看，本以为伊里布就够滑了，没想到奕山这位更是重量级：他实打实地重开了通商口岸，赔了款子，还被按在地上胖揍，但上奏道光时总能把这些说成是自己的功劳和苦劳，还在英国换了公使大臣继续挥师北上时轻飘飘地解释成“走得早，没追上，要是追上解释一下就能劝住”，在推诿邀功的想象力上达到了人类的极致。

除了伊里布、奕山、耆英等这些主要负责人的花式表演外，整个鸦片战争的历史中也夹杂着很多系统性问题：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自不必赘言；守将一次一次又一次地犯同样的错误，低估英军军力，低估英军陆上作战能力，轻信又自大；皇帝和决策中枢没有获取信息的渠道，更没有处理信息给出正确决策的能力；民众和政府是利益对立的双方，本就缺乏对政权的向心力；民族主义尚未真正成熟，民众只知保家，无心卫国……

书的第七章透出些书呆子气，诸如用 “中英南京条约的性质是和约……清朝完全可以根据南京条约的文字和精神，拒绝英方完全没有和约依据的要求” 之类的话指责清政府不懂近代外交，指责耆英等人在签订《南京条约》后又作为附注签署了《虎门条约》，把本属于清政府的内政权利放在了谈判桌上。清政府确实不懂近代外交，怎么指责也不为过，但这个理由过于天真，作者以为带英真是按合同办事的好好先生，酸腐之气溢出纸面，让我久久难以继续读下去。且不说带英不办人事已经在无数殖民事件中被反复证明，就算带英肯在《南京条约》这个事情上遵守规则，现有规则在清朝的整体背景下也不会导向任何不一样的结果。

回到近代外交体系上来，清政府和英（以及后来的美法）政府认知确实相差极大，比如领事裁判权，清政府为了省事一股脑交给英国，英国巴不得如此，于是两边都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后来更戏剧性的是，由于耆英等担心“夷人”擅自入京面见皇帝乱了规矩，反以签订条约为条件进行“安抚”，殊不知“夷人”们的目的本就是条约本身，觐见皇帝成了他们用来谈判的无本筹码。

这本书有特别值得读的两点：其一是把鸦片战争这一极其重要的近代历史事件从各种 “意义/启发” 中解救了出来，充盈血肉还原出了一个历史事件应该有的发展脉络；其二是把这个事件中的历史人物从红白相间的脸谱下解救了出来，所有人都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客观条件下带着心中大义和小九九争渡人间，没有人是单薄的，更没有人是无动机的，这就让琦善/林则徐等人远比 “鸦片战争头号国贼” / “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这种无聊的标签化形容更像人了。

原文摘录

绪论　由琦善卖国而想到的

尽管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古以来，如缕不绝，但是，外来之物欲进入中国，须得经过中华文明强韧且持久的改造，化外来为内在，才能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长此以往，中国人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

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确确实实是落后了。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英国最先进的事物，经过儒家教义的折光，顿时变为最荒谬不堪的东西。君主立宪，在皇权至上面前，有如大臣擅权；经商贸易，在农本主义面前，显为舍本求末；追逐利润，在性理名教面前，只是小人之举；至于女王主位、男女不辨，更是牝鸡司晨之类的“夷俗”；即便令人兴叹的西方器物（钟表、玻璃、呢羽等），享用赏玩收藏之余，仍可斥之为“坏人心术”的“奇技淫巧”。无怪乎海通200余年后，中土的官僚士子们并未折服于西方，反坚信于中华文物制度远胜于“西夷”，尽管他们在一个事实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西方“船坚炮利”。

然而，我们若放开那些对琦善的具体指责，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不难看出，琦善卖国说的根由在于：他不主张用武力对抗的方式，来制止英国的军事侵略，而企图用妥协的方式，达到中英和解。

尽管皇帝握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因而对一切事件均应该负有程度不一的责任；但是，当时的人们对政治的批判，最多只能到大臣一级。由此而产生了中国传统史学、哲学中的“奸臣模式”：“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施横作恶，致使国运败落；一旦除去“奸臣”，圣明重开，万众欢腾。

在当时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官僚士子们之所以只批判琦善，而不指责道光帝，并非出于思想上的压制，却恰恰出于思想上的自觉。

顺便说一句，林则徐当时之所以得到喝彩，并非其“知夷”或“师夷”的工夫，对于这些当时并不受欣赏的内容，时人大多不清楚，林则徐本人也不宣扬。他得到众人的拥戴，正是他表示出与“逆夷”不共戴天。

由此又可以得到一种解释，那些没有办法找到中国失败真正原因的史料作者和著作家们，正是让“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从而就像保全皇帝的名誉那样，保全了中国的性理名教、文物制度的地位。在这里，琦善不仅做了道光帝的替罪羊，而且还做了中国旧有道统的替罪羊。

忠奸理论和“奸臣模式”，并非是鸦片战争史独有的现象，而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常用方法。正是它具有掩护君主、掩护道统的特殊功能，因而屡屡被官僚士子们用来解释那些他们不能解释或不愿解释的历史现象。这种理论和模式，经过他们长久的宣教，成为老百姓耳熟能详、最易接受的历史分析法，并在今天仍有其影响力。

尽管宣传只是史学诸社会功能其中的一项，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一项，但是，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史学家不自觉地或自觉地扮演了宣传家的角色，又是今天的人们非常容易理解的。

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这是今天历史学界都会同意的观点。

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尽管当时外国商人在粤海关交纳甚多，但绝大部分作为陋规和贿赂进了官员、行商的私囊，上交朝廷的正税每年仅为银一百万两，占清王朝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左右。因此，清朝皇帝时常有“区区关税”之言论，对中断对外贸易，表示无所谓。

第1章　清朝的军事力量

火药和管型火器都是中国发明的，但中国一直处于前科学时期，没有形成科学理论和实验体系，使得中国火器的发展受到了根本性的制约。

由此可以说，清军使用的是自制的老式的“洋枪洋炮”。就型制样式而言，与英军相比，整整落后了二百余年。

清朝的战船样式大体是在乾隆年间固定下来的，并用“工部军器则例”、“户部军需则例”等条规确定其样式和修造军费。这就自我限制了战船的发展。各地没有更多的钱去制造更大更好的军舰。为了保持水师战船对民船的某种优势，清朝又反过来规定民船的大小尺寸，限定民船出海时火器、粮食、淡水的携带数量。【20】这么一个循环，严重滞碍了中国的造船业、航海业的进步。

由于鸦片战争中清朝的上下无不认识到清朝水师绝非英国海军之对手，大多主张在陆地，尤其是在海岸进行防御。防御工事的地位因此而凸显出来。

到了清康熙朝之后，中西武器装备的差距急剧扩大，除了前面已提到的科学和工业两大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战争规模的缩小。

这就使得清王朝不是继续着力于研制新武器而获取更大的优势，而是着力于垄断这种优势的军事技术，不让对手或潜在的对手所掌握。也就是说，清王朝的重点不是研究而是保密。

在这种制度下，新武器的研制在一开始就以不合规定而被拒绝，新技术、新工艺又因不合规定而被排斥，最后又用权威的价格将一切新因素封杀出局——不合规定不准报销！长久的和平，使清朝统治者们忘记了未来战争的大课题，他们从未制定过长期的武器装备研制计划。

在总兵力占优势的清军，在各次战斗中并不具有很大的优势，有时反处于劣势；在本土作战的清军，并不是总能以逸待劳，有时反疲于奔命。

也就是说，营以下部队没有集中驻扎于一处营房的，而是数名、十数名、数十名、最多数百名（我仅见到200余名）分散在当时的市镇要冲等地。

清军如此分散驻守，原因在于其担负的职责。

清朝是靠武力镇压而建立起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军队是其支柱。但是，当时清朝没有警察，高度中央集权也不准建立地方性的内卫部队；维持社会治安，保持政治秩序就成了清军最重要最大量的日常任务。

清军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同时兼有警察、内卫部队、国防军三种职能。其中国防军的色彩最淡，警察的色彩最浓。

英军的舰船不仅是凶猛的进攻手段，而且是高效的运输手段，英军由此可重复使用其数量有限的军力。一艘战舰使用两次等于两艘。一名士兵参战两次等于两名。清军因其陆上调兵速度比不上英军的海上调兵，且不知英军的战略目标和作战指导方针，只得处处设防。也就是说，全国几千里海岸线，都是其防御的范围。

集中兵力本是军事学中的常识，而清朝所处的被动地位，使之不得不分散兵力。

方便快速的舰船缩短了英军漫长的补给线，而落后的交通条件则延长了清军增援的路程。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兵力问题上显示出威力。

中国史学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视野集中于上层，许多史料作者对其身旁的下层民众生活，因不具秘闻的性质而忽略不记。

有一次，营中出了一个缺额，外人还不知道，管带苗大人就说：“这回补冯大老爷的儿子。”

旁人就问：“冯大老爷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这一问，苗大人也怔住了。接着那人就说：“我问问去。”

这时苗大人生怕他去一问，耽搁了时间，缺额又被旁人抢去，所以他随即说：“我知道，用不着问。”于是他就随手写了“冯玉祥”三个字。

本来我们的名字是按照族中“基”字排行取的，家兄叫基道，我叫基善。这次补兵，因为苗大人随便一写，以后我就沿用下去，没有更换本名。这就是我的名字的来由。我补兵的这年，是光绪十八年，西历1892年，我才十一岁。

清军的士兵一旦被募后，就成了一种终身的职业。当时并无固定明确的退役制度。

清军士兵的家眷，皆随军住于营中，或另赁房屋住在附近，不似今日军营森严，士兵24小时集中居住。当时士兵执行的任务有如今日之警察，其生活亦同今日警察那样上班下班。除出征打仗外，军营并不开伙，士兵皆回家吃饭。一旦操演值勤来不及回家，家眷们便送饭前往。操演的场地周围，常常有他们的妻儿旁观。休息时与妻儿共饭，与操演相比又是一番风光。

马兵即为骑兵，战兵为出征作战之兵，守兵为戍守防卫之兵，原本职分明确。但到了鸦片战争时，因战争规模的缩小，许多马兵已革去战马等项开支，变为无马之马兵，而战、守兵的职责也日趋模糊。由于粮饷的差别，在实际操作中，守兵、战兵、马兵成为士兵晋升的等级。

很可能是用这种方式挑选出来的军官并不中用，清代武职以行伍出身为“正途”，科目次之，这种情况与文职恰恰相反。

当权力与金钱一样上市流通之后，即刻产生威力无比的社会腐蚀剂，当军队将财神像奉为战旗时，腐败已不可逆转。世界上可以有一万种罪恶而安然无事，唯有一种足以致命：执法犯法。

其实，我为了研究结论的公允，曾千百度地寻找光明，但光明始终远我而去。我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本是一个难得见到光明的黑暗世界。

可是，眼下流行的各种鸦片战争的论著中，一方面承认清军已经腐败，一方面又使用了既模糊又明确的说法，“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奋战”云云，似乎只是一小部分上层人士对此应负责任，而下层官兵毫无责任可言。

第2章　骤然而至的战争

按照清朝官员的责成规定，若地方官未能及时宣布本境内消灭了吸食者，无疑是工作不力的表现，应按未完事件例受罚；若地方官宣布本境内已消灭吸食者，那么，一旦此后发现瘾君子，无论该官调迁何处，都应按失察例受罚。这如同第二十二条军规，地方官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受罚的命运。

因此，他们主张加强查处贩烟、售烟。因为贩运、销售的行为可以解释为过境性、偶然性的，捉住一个便立下一功，捉不住也无责任可究。当然，更聪明的方法，就是将禁烟的责任推向海口，内地官员自可摆脱干系；能够推到广东则更妙，禁烟就成了广东一省官员的事务，其余省份自可乐得轻松。

他们认为，禁烟难就难在地方官的玩忽、胥吏的庇纵、兵丁的贪赃、奸民的枉法。其中许多奏折已经点明而另一些奏折虽未点明但也暗谕，禁烟最大的障碍在于充斥于鸦片交易中的贿赂，及由此引起的贪官污吏的暗中抵制。他们没有看到，英国的阻挠才是禁烟真正的终极障碍。

从1839年1月8日至3月10日，林则徐或舟或车或轿，历直鲁皖赣而至广东省城，一路辛苦，他弥感委任之逾恒，倍悚责任之重大，肯定想了许多许多。但是，他绝不会想到他面对的将是比“天朝”还要强盛的英国，也不会想到他将揭开中国历史新的一幕，使得一百多年来，人们不断地称颂他，批责他，谈论他，研究他。

于此我们又可以看到当时中英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当尊严的“天朝”屡屡拒绝与“蛮夷”平等相交之时，桀骜不驯的外国商人也确实像“蛮夷”那样，无视“天朝”的法令。在这些人的眼中，“天朝”的威严只不过是挂在空中飘荡的幌子，一切法令规则的关节在于陋规和贿赂的数额，行商也罢，官员也罢，反过来倒成了barbarians（蛮夷）。

由此看来，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林则徐的方法是否“过激”，而在于林的方法是否有效，即真能收缴鸦片。只要英国商人在鸦片贸易上遭受损失，英国政府必然会作出强烈的反应。这不仅是因为该国商人遭到损失，而且直接损害其政府的利益。

义律代表鸦片商人缴出鸦片，并不意味着将遵循中国的法令，而是将鸦片商人的货物变为英国政府的财产，图谋以此为由向中国发动战争。

明代的海防卫、所，与此时的清军炮台不同。它们是小规模的城防工事，大多与海尚有距离。一旦有警，附近民众皆入之凭借抵御，以待大军救援。清军炮台完全是炮兵阵地，建于濒海要厄，直接与敌方舰船以炮火竞斗。

鸦片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是以炮台对敌舰，清军采取这种战法，自然是受传统制敌方略的影响。而清军的炮台全无防备敌军陆路进攻的设备，结果在英军战舰和登陆部队的两重攻击下，一一失陷。此种结局与英军不善陆战的判断也不无关系。

他们把后来广东战事的失败，归结于林则徐的去职；他们将各地战事的受挫，归结于当地没有林则徐。尽管林则徐的制敌方略当时未经实战，但他们已在心目中认定林必胜无疑。

处在失败中的人们，找不到胜利的迹象，最容易产生某种希望。林则徐就是这种希望。而且，局势越危急，战争越失利，这种希望之火就越放光芒。

由此，一个神话诞生了。

一个林则徐不可战胜的神话，占据了当时许多人的心，并流传至今。

第3章　“剿”“抚”“剿”的回旋

根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儒家原则，战争的一切决定都应出自圣裁。而今天看来如此缓慢的通讯速度，在对付地方造反、边境叛乱等传统战事时，已显露出弊陋，但大体还能应付过去。可是，在这场由近代化的敌手发动的鸦片战争中，驿马的速度相对于军情的顿变，则是过于缓慢了。

道光帝虽然天分不高，却很少承认自己的过失，更不会承认清朝此时已病入膏肓。他不是从生理上改变机制而谋新路，仅仅是从病理上追求调补疗效。

一旦出现问题，他总爱把责任推诿于臣子们对他的欺骗，以道德的责难掩盖机制的沉疴。

在专制社会中，独裁者原本可不用讲道理的。因为，所有的道理都在他一人手中。

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自雍正帝改土归流之后，由清政府直接治理，但常有事端发生。对清朝统治者说来，此处的官缺属“繁”、“要”、“冲”、“难”四全，多置有力疆臣。伊里布平时为政宽和，以求减少矛盾，但一旦出现反叛，便毫不手软重兵强压，以迅速制止蔓延。即所谓宽猛互济。在他任职期间，云南显现出少有的安定静谧，甚合道光帝的心意，多次褒奖优叙。

相对于鸦片战争中许多地方大吏匿情不报而言，伊里布可谓是大体诚实的。他的高明之处，也就在这种诚实之上。他在奏折中将懿律等人的照会全部附呈，实际上也就将所有的难题统统上交，从而证明自己的做法是唯一可行的。他不像某些大吏在奏折中一味大话，结果无所措手；他始终保持了某种低姿态、低嗓门。正因为如此，他后被革拿送京审讯时，并未受到过重的处分。

面对道光帝一道道迅克舟山的严旨，伊里布表面上仍大谈如何进兵，但又层出不穷地预设种种条件，用意正在于延宕时日。他始终不肯进攻，甚至不肯明确答复进攻的时间，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期待着时局的变化。尽管他在镇海一带铸炮、造船、修筑工事，拉开了架势，显得轰轰烈烈。但场面闹得越大，就越有摆摆样子之嫌疑。他虽然曾在奏折中隐约暗示进攻没有把握，但在道光帝的严旨、同官们的批责下，始终不敢说出其避战的内心判断。他知道，说了必遭重罚。（读者注: 拖字诀）

不料伊里布为顺合帝意而胡编情节的奏折到达京城时，反使道光帝以为若伊里布遵旨及时进兵，完全可以消灭这股盘踞舟山而人数不多的“逆夷”。当广东军事失利的奏章频至时，深为倚重的伊里布竟然放虎归山，让一股本可全歼的“丑类”滑脚而逃，又怎能不使道光帝大发雷霆。伊里布本来只是撤销了钦差大臣的差使，却因收回舟山而加重了处分：“伊里布著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之任，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以观后效。”

这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伊里布同所有的“天朝”大吏一样，在对付侵略者方面，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军事上均无足以称道的精明之处；但在对付道光帝方面，却表现出高于其他“天朝”大吏的熟练才华。作为官场老手，他深谙政治运作的窍门，惯使诿过占功的招术。

过去的人们往往从忠君观念出发，批判臣子们的“欺君”行为。但是，若冷静地想一想，那种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又何曾不是在客观上催化、助长这种风气？我这里绝无意为伊里布的谎言辩护，而是指出，对促发这种谎言的体制和君主也应当批判！

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的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

可是，若不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反过来检讨道光帝的决策，我们又可以看到，如同先前由“剿”转“抚”一样，此期的由“抚”转“剿”仍是十分轻率的。从他这一时期的朱批和谕旨来看，他似乎不是很注意英方提出条件的具体内容，而是震怒于英方提出条件的行动本身。“情词恭顺”催生主“抚”，“桀骜不驯”促成主“剿”。他的这种看问题的视角，自是“天朝”大皇帝的风格所定，而这种表现又在某些方面类似文化革命期间的“打态度”。

关天培战前设计的战法，本是层层阻截敌舰的阑入，特别是从东水道强冲硬过。遇到这股无意越过而竟然直攻的敌人，实际上他已无战术可言。尽管他在战前构筑沙袋炮台、添防兵勇，但这些临时设施在实战中几乎无用。

对于一个英勇战死的战士，任何批判都已不属于是非的范畴，而上升到道德的层面，指责他即与不道德同义。但是，当我们离开这一价值取向，在以后几章中又会发现，关天培的错误，当时的人们还在重复。

虎门战败与琦善当家无涉，换清王朝中的任何一个人来主持，也改变不了战败的命运。这因为，战败的原因几乎全是军事的，是由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技战术水准的高下决定的。

第4章　广州的“战局”

与琦善相比，杨芳的违旨行为不知严重多少倍。琦善奉旨主“抚”，始终不肯与英人签订条约。杨芳奉旨主“剿”，却擅与英人达成停战协定。可杨芳的结局又不知好过琦善多少倍。这里面的关键，在于如何上奏。

杨芳未受重罚，并非是道光帝待人不公，而是他在奏折中施展了一整套粉饰夸大加躲闪腾挪的功夫。【52】他始终没有让道光帝知道广州内河战败的真情，始终没有让道光帝知道英国已恢复通商。

由此可见，林则徐的军事思想，仍停留在其战前的水平上，并没有从广东的一系列战事中，总结出真正的经验教训。他的6项建策，仍无回天之力。

在这份奏折中，奕山还公开挑明了准许通商一事，杨芳先前为隐匿真相而设置的种种遮挡手法，此次已全然不用。至于600万元赎城费，奕山换了个说法，改称“商欠”，广东当局只是为行商们暂行垫付了其中一部分款项。

奕山与他的前任相比，无疑要幸运得多，林则徐是大体诚实的，此时被罪而遣戍伊犁（后改河工效力）；琦善也是大体诚实的，此时被罪在京城受审（后判斩监候）。广州的三位钦派大员，以当时的是非标准来看，奕山的罪孽最重，但却获得交部优叙、白玉翎管等赏赉。不仅仅如此，就是此次广州之败，奕山还保举了“出力”文武员弁兵勇共计554人优叙、升官、补缺、换顶戴！【114】战败后的广州，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地互贺升迁。这些得利的554名有关人员（几乎囊括当时在广州的全部官员），又如何能不结成死党，竭力维护奕山的谎言呢？

世界各国民众反对侵略的历史已经表明，他们最为有利有效的战法是游击战，即凭借地理环境的熟悉，抗敌斗志的高昂，设计消灭单独活动的敌军小部队，切忌使用正规的阵地战。

在这种背景下的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犹如黑夜中升起的一盏明灯，许多人由此而将他们心中的希望，转系于民众的自发力量之上。由此因情报的不确切、不真实而误导出来的种种传说，自然有其产生的土壤和滋长的营养。若非如此，人们就得回到承认失败的绝望境地。

在鸦片战争中，“汉奸”是一个最不确定的称谓，一切不便解释或难以解释的事由、责任、后果，大多都被嫁移到“汉奸”的身上。

近代的民族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便是国际观念，承认各民族的对等，反对异民族的压迫。

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在西方是伴随着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而产生的。在此期间的《圣经》翻译成被视为“土语”的民族语言，教会势力在日益壮大的世俗力量面前的退缩，各级封建领主势力被国家政府权力削弱诸环节，使得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地的人民，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认同了自己的民族。而这种民族主义又反过来催生、助长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
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中国人（主要是汉族人）很早便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就传统的民族主义而言，中华民族并不存在着民族意识觉醒的问题。问题的真正要害在于，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又如何从具有“夷夏”观念的传统民族主义的母体中胎生。

三元里等处民众进行的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尽管其中的某些士绅，有着传统民族主义色彩的号召，但他们着力的重点且最具影响力的，仍是对保卫家园的宣传。

中国的历史长达几千年，中国的老百姓在历史的变迁中对诸如改朝换代之类的重大变动都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动他们的眼前利益，逆来顺受又成为另一种传统。谁当皇上就给谁纳粮。满清的皇帝也未必比浮海东来的“红毛”统治者，更为可亲可爱。在三元里抗英事件之前，英军曾统治舟山长达半年，虽有俘获安突德的义民，而绝大多数还是作了顺民甚至“良民”。
但是，民众的利益一旦受到侵犯，如三元里一带的棺榇被开，财物被掠，妻女被淫，情势就立即发生变化。他们的愤怒转瞬间化作以牙还牙的武力相抗，如同千百年来因讨生无计而被迫“造反”一样。如果我们抽去侵略这一特定的内容，可以看出，三元里民众抗英在许多形式上类似于“官逼民反”。

在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诸次列强侵华战争中，绝大多数民众的基本态度，是置身事外。中国近代具有真正意义的民族战争、卫国战争，实始于本世纪30年代发生的抗日战争。

第5章　东南壁垒的倾塌

在整篇奏折中，奕山一字未提璞鼎查的真正使命，一字未提英军北上后将展开军事行动，尽管奕山还是向福建、浙江官员吹了风。【11】与真实完全相反的是，奕山笔下的麻恭、义律，一副“情词恭顺”的态度。还须注意的是，奕山在此预设了铺垫，即便英军在北方出现，那也不是他的责任，因为连日南风使麻恭追赶不及，璞鼎查没有能够听到他的劝告！至于广州战败后的奕山—义律停战协定等情事，依旧被捂得严严实实。

奕山再次展示出其捏谎的胆量和才华。

同安知县为正七品，厦防同知为正五品，厦门地属同安而地方官品秩高于同安，这正是太大的身躯需要相应的衣裳。事实上，同安知县一直管不了这一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厦门很早便是“特区”。

不过，还应说明，在当时的政治操作中，“贪官”与“忠臣”并不矛盾。颜伯焘的这种贪婪，并不妨碍他对清王朝的忠诚。

厦门之战的事实提示着人们，不是消除了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

世界军事史表明，在正规作战中，对近代化的敌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来取胜。

战后接任汀漳龙道的张集馨透露：“炮身极重，非数十人不能拉挽，制军（指颜伯焘）惜费，不造炮车。同人进言，以炮在墙外，非用炮车拉回，则兵丁不敢出墙装药。制军言骄气傲，以为一炮即可以灭贼，何须再装药也？”

火炮不能左右转动，就大大限制了射击范围。而火炮既不能左右转动，同时也大大限制了炮车的作用。这也可能是颜伯焘不造炮车的另一原因吧。

尽管在理学大师的笔下，我们常常可以领悟到这种理论的精妙，也为其深邃的思索、优美的文笔所折服，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理学成为可怕的教条。结果，在性理名教走向崇高之后，事实真情，反显得不那么重要，往往处于从属的地位。一切决策的依据，似乎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先哲们的教诲。在这种情势下，掌握事实真情的人们，远没有掌握理学真谛的人们有力量，若正面交锋，必不堪一击。

但是，若从军事学术的角度出发，主帅在败局中放弃统率权而去自杀，必使其部队置于无指挥混乱状态之中；而其家丁亲兵“抢护出城”的举动（尽管处于昏迷中的裕谦本人可不负责任），在实际效果上，与临阵脱逃并无二致。镇海县城内的守军随之亦奔。

余步云被时人及后人如此定性，并非出自于史料，而是出自于排列史料的思想。【144】也正是由于这种思想，在虎门之战的“奸臣”琦善、镇海之战的“奸臣”余步云之后，我们还会看到吴淞之战的“奸臣”牛鉴。与之相对立的是，关天培、裕谦、陈化成的精忠报国。

第6章　“抚”议再起

在今天许多人的眼光中，由主“剿”转向主“抚”，无疑是一种倒退。但从刘韵珂这一实例上，我们却可清楚地看出其思想深化的进展。先前极力主“剿”，乃是失之于盲目，此时倾心“抚”议，却是着眼于现实。

刘韵珂不愧为是一位官场中的高手，他没有正面提出“抚”，反而在“剿”字上作文章，称战争若继续进行，有十项“深属可危”的因素。本来，只要证明了“剿”之不可行，“抚”也就理所当然了。

就官、民关系而言，清王朝的统治实质上是一种压迫，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就连统治者本身对此亦有深度的认识。

刘韵珂对雇勇滋事的恐惧甚于正肆虐于浙东的英军，正是出于对王朝命运深层次考虑。以割地、赔款、通商为目的的英军，并无灭清之意；而一旦民众造反，将是皇冠落地。清朝统治者们尽管在诸多事务上糊涂昏聩，但在这一根本大计上十分清醒。刘韵珂是将此两件事联系到一起考虑的第一人。

也就是说，清朝每年以银上千万两养兵80万，仅仅是平时的费用，一至战时，又得支出不亚于平时费用的另一笔战时费用。

原来，所有的主“抚”官员无不从主“剿”转变而来。在“天朝”的对外体制下，在“夷夏”观念的熏浸中，清王朝官员对“逆夷”主张“进剿”，几乎是出于本能，不加思索。因此，清朝官员原来都是“主战派”，无一例外。正因为如此，如果说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主战”与“主和”的斗争的话，那么，这种斗争的场地，主要在于那些由主“剿”转向主“抚”的官员的头脑，是一种自我的思想斗争。在那个时代，居然向“逆夷”屈服，思想上必然经历一番痛苦的挣扎。

他需要了解的太多了，一下子开出这么多问题。可见他的焦躁，又可见他的浅薄。“天朝”大皇帝本不屑于过问“夷”事，此时俯查“夷”情，姿势自然可笑，多少又有那么点进步的意味。可是，他似乎并不知道，他最为困惑的地理问题，【83】正是他最有资格回答的。我们今天尚能看到的由传教士南怀仁为他高祖父康熙帝绘制的当时中国最精美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此时正在紫禁城的库房里睡觉。

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八旗兵的坚强抗击。如同乍浦一样，除青州兵400名外，1185名京口驻防八旗，已于此驻扎了近200年，家产在此，眷属在此，祖坟在此，他们保卫的已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故能顽强、奋勇和拼死。由此我们又可理所当然地得出另一结论，只有士兵们、民众们意识到家与国的利益的一致性时，才会在民族战争中视死如归。

桀骜不驯的“逆夷”不肯就“抚”，九重之上的道光帝不愿俯首，前者以兵势迫之，后者以权势压之。本非睿智的耆英者流只得对“鬼子”扮笑脸，对主子作鬼脸了。

“不可稍涉游移”是道光帝在谕旨中最爱使用的一句话，尽管他本人经常“游移”。

张喜的反应是直接的。他习惯于将一切与功过名利相联系，将奴才与主子相联系。小人之心，小人之言，由此可见其可畏之处。

这一条谕旨于9月7日才到达南京。但在此之前，8月29日，南京江面的英舰皋华丽号上，耆英、伊里布已在条约上盖用关防并亲笔画押了。

条约签订了。

南京保全了。

英军退出了。

战争结束了。

这一切使英方大为满意。一英军军官在其回忆录的结尾，用大写字母写了一句得意的话：

CHINA HAS BEEN CONQUERED BY A WOMAN.

第7章　平等与不平等

今天人们所谈论的平等或不平等，都是以18世纪在欧美产生至20世纪在世界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尺度；而生活在“天朝”中的人们，自有一套迥然相别的价值标准，另有一种平等观念。他们对今天看来为“平等”的条款往往愤愤不平，而对今天看来为“不平等”的待遇却浑然不觉，因而在外交上举措大谬。

我们若从这种思路一直追到最深处，就遇到了中西社会背景和文化观念的差别。在西方，商业活动已不再受官方的具体管制，商人只需遵从法律即可；而从保甲编氓层层至宝塔尖大皇帝的中国传统社会，每一个人都在官府治理的网络之中，很难想象脱离这种治理之民。

因此，由英方按西方标准制定的南京条约，在没有近代国际知识，不了解西方商业制度的清政府手中，必然是难以执行的。

这里讲的是他的风度，非为评价其智慧，况且英方对谈判对手的欣赏，亦有其利益角度，有时也可以反过来理解。

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与英方议定的“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将26类160余种货物税率用两国协定的方式规定下来，清政府也就从此承担了相应的条约义务，从而在实际上丧失了单独改变税率的权力。

耆英打算让英官管束英民来避免纠纷，殊不知后来事与愿违，领事裁判权恰是19世纪西方列强制造衅端的主要借口之一。

士思利只是一名舰长，未得任何授权，他与中国官员的交涉早就超过其职权。真盛意只是一名观察使，据法国外交部长基佐称，“没有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或缔约的资格”。拉地蒙冬只是一名领事，基佐亦称其“绝无与中国政府谈判的任务”。【116】但是，他们来到中国之后，毫无例外地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且互相争功。这与那个时代西方殖民者的品格完全一致。许许多多未经授权便抢占利益的冒险家，最终总是得到母国的承认和赞扬。

尽管我们可以认定，主持中英虎门条约及附件、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以及审议、批准这些条约的军机大臣、各部堂官乃至道光帝，都没有认识到这些条约会给中国权益造成何等的损害；但是，若不是英国挟战后之威武，清朝自忖难以应付，若不是美国、法国开来了战舰，并表露出不惜动武的种种威吓，清朝是不会签订这些条约的。因此，今天的人们，称这些条约是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的，这一结论并不为错。

1881年，李鸿章与巴西使节谈判条约。此次双方签订的条约，方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互给最惠国待遇而取消了协定关税等内容。此时已距鸦片战争40年，清朝已与英国、美国、法国、俄国、瑞典、挪威、德国、葡萄牙、丹麦、比利时、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签订了几十项不平等条约。

由此看来，问题仅仅能归结于耆英、黄恩彤、道光帝等个人身上吗？中国人真正弄清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天朝”是一个梦，一个难以惊醒的梦。

第8章　历史的诉说

就如一个人一生中不可能不栽跟头一样，一个民族在历史上会有许多次失败。失败并不可怕。日本最初的失败，虽给其带来种种灾难，但到秋后算总账，真正的失败者是德川幕府及其“锁国”政策，而对今日日本民族说来，当时的痛苦并不比婴儿接种牛痘疫苗时的不适更为强猛。以时间为主轴的历史，给世界上任何民族以东山再起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故事还少吗？视野的放宽，距离的拉长，会给历史学家另一种价值观念。

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无所作为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而在战后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险恶环境中，无所作为是一种最坏的政治。时代变了，道光帝浑然不觉，结果脚随之跟入新时代，而头脑却依旧留在旧时代。

中国欲抵御西方，须自身强大，其必由之途在于学习西方，如同日本一样。那种强烈的与西方势不两立的情绪，自然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充分理由，但由此产生的对抗，至多也只是低级形式的斗争，且易使当时的人们看不清真正的历史使命和民族前程。

一个民族战败了并不可怕，但战败引出的不是“制夷”而是“顺夷”时，就直接葬送了一切前程。耆英者流之所以在当时就不得人心至今仍受人痛斥，就在于他们不敢“制夷”。

而林则徐呢？这个问题可分开谈。我以为，作为一名士绅、一位民众，战后无论以何种形式抗英（包括反入城）都不应受到指摘，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程的表现。他们的思想落后、手段陈旧、目标错误，应当由当时社会的思想家、政治家来负责。但是，林则徐作为一名赋有思想的政治家，应当有更高的眼光，应当有负责任的态度，善于将自发的斗争纳入正确的轨道。我这里不是对林格外苛求，而是历史提出了这一标准。鸦片战争给中国提出的使命是近代化，偏离这一轨道就不可能真正的“制夷”，反有可能偾事。林则徐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他的错误，尽管他那对抗的姿态是可以表扬的。

“天朝”在战争中惨败，但由此引起的震荡，还不如东京湾中出现的那4艘“黑船”。今天的人们对两国的差异已作了种种叙述和分析。而最直接的是，清朝在战后没有振作、没有革新，使清军将士的鲜血白流了。也因为如此，我在上面对负有责任的12名政治家一一进行清算。

魏源的思想虽不够充分，但却十分可贵，朝这个方向走下去，一定能上轨道。可是，魏源的这一思想是不确定的。

我们今天认为尚不够完美的著作，当时被许多人视之为“夷”张目而鄙视。在“天朝”的文化人中，他们是孤独的，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然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尚未辨明中国的方向，又是整个民族的不幸。这是时代与社会间的落差。